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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七品，八十石；从七品，七十五石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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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九品，六十石；从九品，五十石。

虽然在洪武二十六年，朱元璋下令调整了俸禄，改年俸为月俸，可一年下来，相对洪武四年，也增加不了多少，正一品增加了一百石，从九品，增加了十石。

就以明初来论，当个七品县令，一年就八十石俸禄，均摊下来，一个月近七石粮食，一上称，不错，一千多斤粮食呢。

县令身体不错，娶了四个老婆，生了三个男娃，两个女娃，父母尚在，还请了两个仆人。这样一算，十几个人吃一个月，也吃不完那么多粮食，还能剩下九百多斤。

拿出来两百斤去换点蔬菜豆腐，剩下的七百斤就是剩余财富了？

不。

县令这边剔着塞着青菜叶子的牙，那边有人敲门了。

开门一看，在六房、粮科、马科等干活的吏，负责站堂、看管、守卫、催科、抓捕的衙役，齐刷刷施个礼，然后拿出麻袋，问道：“县太爷，我们这个月的粮食呢？”

大明太悲催的财政

官吏，实际上是官与吏的组合词，两个字虽然经常一起出现，但从根本上来说，完全是两回事。

在秦汉时期，官吏之间是通用的，官就是吏，吏就是官，没区别。

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官与吏便彻底划清了三八线。

官，那是上品，高人一等，即“上品无贱族”。

至于吏，那是下品，卑微贱业，即“下品无高门”。

唐宋明，吏实质上是一种杂役，也叫作胥吏，有人戏说：

官如大鱼吏小鱼，完粮之民且沮洳。官如虎，吏如猫，具体而微舐人膏。

明代衙门，有官，有僚，有吏。

其中，官是正职，为长官；僚是副职、佐贰，即僚属，吏，就是办事员。

官、僚都是官员，存在品级，如知县正七品，县丞正八品，主簿正九品，任免权来自于朝廷，领取的是朝廷俸禄。

而吏，却是没有品级的，“不入流”，根本就没有朝廷俸禄一说。

所有的吃喝用度，都是来自于衙门。如衙门的财政里，拿出一块，分给这些人，如果知县看谁不顺眼，脾气不好，又贪，几个月不给你发工钱，也是常见的事。

后世经常有人说官僚主义，却从未有人说官吏主义。

原因很简单，官僚都是正儿八经的编内人员，胥吏只是打工服役的，是编制外的人员。像是那些皂隶、马快、禁卒、门子、仵作、粮差及巡捕营番役，都是贱役。

惹知县不高兴的时候，都是直呼“狗吏”的。

知县看不起这些人，也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他们只能是吏，本人和子弟，连科举的资格都没有，想要从编制外进入编制内，想都别想。

对于这些胥吏，正统的官员是嗤之以鼻，呼来喝去的。

可问题来了。

知县再怎么看不起胥吏，也是需要这些人给自己办事。

自己一个人，总不能又站岗放哨，又验尸抓凶，又收粮判案吧。

需要专门的人负责，而这些负责打杂服役的便是胥吏。

胥吏凭着自己的专长给衙门办事，虽然没编制，但也需要养家糊口。

钱哪里来？

县衙出。

县衙的钱哪里来？

朝廷给。

朝廷给多少？

哦，一个月七石米。

知县回头看了看米缸，还剩下七百来斤，要不你们三十几个胥吏，搬走分了？

胥吏们扛着麻袋，一麻袋二十来斤，一脸泪水地回了家，孩子哭着喊饿，老婆闹着要回娘家，老爹一看这点米，叹了一口气，决定今天不吃饭了。

一大家子，一个月二十斤米，还过不过日子了？

于是，胥吏聚在一起，准备今年再弄个税目，挨家挨户收去，当官的不同意？到时候他拿大头，我们拿小头，凭什么他不同意？

再说了，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，当官的三年就滚了，我们可是要世世代代留在这里的，还能饿死在这不成？

也正是因此，明代的胥吏之害十分严重，贪污更是横行不止，无论朱元璋杀掉多少脑袋，一样有人贪。

不贪活不下去啊。

你老朱就知道心疼自己儿子，亲王动不动就上万石俸禄，可我们呢？

几十家才七八十石的米，你让我们怎么活？

不贪，自己是乞丐，全家人都是乞丐，说不定还会饿死几个孩子。

贪了，自己能活下去，孩子能活下去，胥吏能活下去。

你说咋选？

只能盘削底层百姓，贪污受贿，能有什么办法！

薄俸制度，有着极大的缺陷，如果不能解决这个缺陷的问题，那就无法从根本上，削弱与压制官吏贪污的动力。

毕竟，当官求的不只是自己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