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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烈十三年，十月二十二，张煌言主力抵达阿克苏城外驻营

一场万里远征，考验的绝对不只是军队战斗力，在这盈不满五万的西征军背后，是近十万自陕、晋、豫、冀、鄂诸省民夫绵延数千里的补给线和近百座补给站点。

从财政上而言，这五万人的消耗，比以前北伐战争时的十五万大军相差无几。

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战争爆发之初，朝中和民间就有过不小非议，毕竟不同于北伐、南征那种复仇和惩戒性质的反击，这次远征西域，完全为了尚未得手过的国家利益而来。

虽然有宗法大义做幌子，但对明眼人而言实在是没什么说服力，而对老百姓而言，他们也无法理解这种与自身利益毫无瓜葛，却要自己买单，远隔万里的战争。

绝大多数大明百姓，连准噶尔在哪都不知道，更不会像抗清战争那样，有数十年血海深仇，或是像南征中南半岛那样，有着滇黔桂诸省边民利益相关。

作为上位者，当然大可以用什么“长远利益”来说服自己，但对于普通民众，尤其是生活在小农社会的百姓而言，只有破坏他们这种稳定生产秩序的敌人，才会引起真正共鸣，除此之外，都难以理解。

而真正能够全心支持这场战争的，除了军事集团和军工复合体以外，就只有新兴的资本家和商人们。

资产阶级，永远对市场的扩张充满热情，这本就是他们在短短两三个世纪内，就能统治整个人类世界的原因。

故而虽然大家不敢对天子的一意孤行表达不满，却都选择把压力施加到了内阁宰执们身上。

这年头的内阁可不是以前崇祯那时候，可以随意调动，进出自如的地方了。

内阁权柄空前扩大，同样的，政治责任也空前增大，如果在阁臣任上被弹劾或引咎辞职，基本就可以宣告政治生命结束。

在得到底层百姓漠视下的“支持”后，保守势力迅速重新占领了舆论制高点，对改选后的第二届内阁展开批评，这绝非是能用行政权力打压的。

舆论的风暴眼集中在江南地区

这里既是保守的士绅集团大本营，又是新兴的资本集团的发源地，两股思潮针锋相对，互不相让。

确切地说，在官僚系统内部中，主动跟着他朱由榔走，如张同敞一类革新派才是少数人，对于大多数官僚和统治阶层的士绅而言，服从你朱由榔，只是因为皇权的权威，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立场、思想赞同和附和朱由榔的革新。

最典型的就是瞿式耜，作为理学大家，他真的完全赞同朱由榔的所思所想吗？当然不是，驱动他和类似他这样的旧日臣僚的，并非政治思想上的认同，而完全是一种对朱由榔的个人忠诚和责任感，所谓君臣大义而已。

从内阁首相位置上退下后，虽然朱由榔还是给与了他空前的荣誉，但瞿式耜却依旧选择继承江南理学学派和东林书院的余脉，和昔日旧识进行学术活动。

也就是说，如瞿式耜、陈子壮这类效忠于朱由榔的大臣，他们并非不忠诚，甚至可以为他出生入死，毫无二话，是他的“自己人”，却非“同路人”。

战争结束后，许多被压抑的矛盾重新摆在明面上，朱由榔突然发现，自己真正能够推心置腹的“同志”，其实寥寥无几。所以他很恐惧，如果自己死了，那么这种维系于君臣大义的忠诚就将变得脆弱不堪，如何保证继任者还能得到足够的支持推行改革？

这章没有结束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！而在内部问题爆发之前，他必须要彻底清扫外部威胁，为可能发生内部大变动腾空环境，避免被人趁虚而入。同时也是进一步扩大军事勋贵的影响力，为自己提供支持，制衡他所要面对的保守力量。

作为大明周边唯一有此实力的政权，准噶尔就这样变成了牺牲品。

张煌言明白国内天子和内阁承担的巨大压力，所以他知道这仗必须要赢，而且得赢得漂亮。天子不是那种喜欢让臣子背锅的雄猜之主，可身为人臣，万没有令主君为难的道理。

当然，对于明廷来说，此战胜败，无非就是天子和内阁的脸面问题，但对僧格来说，生死存亡，便在这一线之间。准噶尔南下之前，已经取得了漠北喀尔喀蒙古四部的默许支持，甚至还能替他牵制明军的安北都督府。

可这种支持有限度的，如果准军在西域遭遇惨败，漠北四部就会立马掉转枪口，成为明军吞并漠西卫拉特蒙古的急先锋，瓜分利益。

他没有退路

十月二十五，两军斥候开始接触

僧格以满达海为先锋，提前到达阿克苏，当明军看到对面似曾相识的兵马，也就反应过来对方的确切身份。

这些年来，明廷对于满达海和阿济格残部的存在并非一无所知，当初漠南诸部会盟时，首要条件就是不得包庇满清残部，这也是明廷和漠北、卫拉特蒙古关系迅速恶化的主要原因。

只不过